多家银行存款余额出现增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摘要：

央行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尚未发布，对于2022年全年储蓄存款增长总额、增长幅度仍在统计之中；但据相关机构披露，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居民新增存款累计接近15万亿，远远超过去年同期的增量，创下近20

正文摘要:

央行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尚未发布，对于2022年全年储蓄存款增长总额、增长幅度仍在统计之中；但据相关机构披露，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居民新增存款累计接近15万亿，远远超过去年同期的增量，创下近20年来历史新高，相当于过去10年居民净存款增加的总和；居民净存款余额增速高达35％，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高，更重要的是居民储蓄增速看起来还未有见顶迹象。可见，要改变目前这种居民储蓄存款增长态势可能仍然需要时日。其三，为银行提供过多的资金来源，使民众存款收益陷入不断下降的通道。
多家银行存款余额出现增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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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说实话，出现这种金融现象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因为这似乎有点出于民众普遍的预料，按一般金融逻辑，2022年是我国经济比较煎熬的一年，连续三年的疫情冲击不仅使国际经济环境大幅度被破坏、国际供应链被严重残缺，也使我国国内经济陷入了低迷僵滞状态，居民因为就业和收入双降，加上应对新冠疫情的生活开销以及偿还房贷、车贷等支出不变，储蓄存款应该呈下降态势才是正常的，但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出现不降反升态势着实超出了一般公众的认知，也让人猝不及防。

那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逆势上扬的原因到底在哪？只要稍微对现实进行分析，便可大致寻找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三年疫情让民众消费变得谨慎起来，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不能消费等消费心理障碍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家庭不确定性因素预期增强，比如因为疫情失去工作收入减少、或者怕疫情一直延续影响就业而使收入大大低于预期，这样使得不少民众尽可能压缩消费支出，由节衣缩食型消费向报复性存款方转化。从央行发布的2022年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可窥一斑，我国居民有更加愿意储蓄的人超过58%，而倾向于消费的居民则降低至22.8%；同时，央行调查统计司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增加3.7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8%，与上季基本持平。

可见，要改变目前这种居民储蓄存款增长态势可能仍然需要时日。另一方面，三年疫情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摧毁了很多实体企业，让投资实业的不少民众出现了亏损，关门破产者不在少数，在这很大程度上压抑了民间投资热情的释放，让不少民众抱定经济下行周期“现金为王”的理念更加浓郁。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11月计数据显示， 1至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20043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84109亿元，同比增长1.1%。

从环比看，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降0.87%。这些投资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下滑态势，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缓慢，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多人在疫情肆虐期间投资欲望下降，加上国内外各种经济因素影响，不敢加大投资，为规避投资越多亏损越大的风险，投资观望情绪浓厚。甚至有不少人只得把钱存放在银行，等到投资时机的到来。即便是去年底国家出台了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金融财政政策，但依然在短期内难以激发民间投资的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也间接推动了居民储蓄存款的大幅增长。

居民储蓄存款出现超乎寻常的上涨态势到底是喜还是忧？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分析，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扬也是事出有因，有利有弊。从居民生活来看，三年疫情让民众现实生活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或结果，“手中无粮心中慌、手中无钱危险强”，民众为了应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备足存款是必要的应对之举。而且，不少民众正是因为手中有存款，不敢乱消费，才使得三年疫情之中能够从容应对生活，不让自己的生活陷入绝境。所以，从民众生活角度考虑，储蓄存款上升是求安稳的表现，也正是有这么巨额的储蓄存款做后盾，才使得三年疫情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社会治安总体稳定，金融安全总体稳定。

因为民众有了存款，使得银行资金有了稳固的来源，不用靠超发货币来维持金融运转，使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保持了足够的定力，即便美联储大幅加息，我国央行仍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支持了实体企业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回暖最快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这边独好，也确保了三年疫情我国GDP保持了不错的增速。显然，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居民储蓄存款做依托，才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筹资有了充足来源，也为扩大负债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银行不断降低存款利率以及推动LPR下降奠定了基础，使得整个社会资金成本下降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为减轻我国实体企业负担和恢复经营活力提供了有效动能。

但是要看到，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过快也带来了不少的金融经济副作用：其一，与当前经济发展环境和要求存在不小的摩擦。也就是说，过多的居民储蓄存款聚集在银行体系内，无法形成有效消费，抑制了内需拉动经济的势能。去年四季度中央政府出台了各种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措施，尤其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启动消费和扩大内需；而启动消费和扩大内需又是拉动我国经济重要推力，这无疑就在客观上需求居民储蓄降温，各级政府要想办法出台各种刺激民众消费的政策措施，引导民众合理消费，将手中的钱用出来，将钱从银行存款投入到各种消费领域，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因此，目前银行居民储蓄存款猛增的态势，其实与当前经济政策导向是存在一定矛盾的，需要想办法加以化解，让民众敢消费、能消费，将银行存款转化成有效的消费动能，最后推动经济的发展。

其二，不利于将资金转化为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增长。从经济发展的方式看，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三驾马车”；目前消费不振对拉动经济势能弱化，而投资尤其是扩大社会投资是拉动经济的有生力量，更将成为居民储蓄分流的重要途径。由此，当前必须将扩大社会投资与拉动内需同步推进，实施积极有利的拉动民间投资热忱的优惠财税金融政策，尤其是对社会投资相关权益进行有效保护，消除民间投资阻力和投资后顾之忧。还要加大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力度，让民间投资少走弯路，提高投资成功率，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这样有利于居民将银行的存款转化成投资资金，使银行存款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血液”。

其三，为银行提供过多的资金来源，使民众存款收益陷入不断下降的通道。自去年以来，由于居民储蓄存款一直呈上涨态势，虽为银行利率市场化提供了条件，使银行有了下调存款利率的底气；但也使居民储蓄存款利率面临不断下降的可能，今年刚刚开年，就传来了各地不少银行纷纷密集下调存款利率的消息，无论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都下调了利率：比如活期存款利率由0.3%调整为0.25%；一天、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由1.04%、1.755%调整为1%、1.65%；定期整存整取二年、三年、五年利率由2.73%、3.5%、3.85%调整为2.7%、3.35%、3.7%。如此一来，使居民存款收益更加雪上加霜，在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居民存款收益的不断下滑，对民众财富增长带来不利。

由此，对当前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长态势，应加强研判，根据导致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涨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因势利导，科学合理引导民众消费和投资，使居民储蓄存款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

面对居民储蓄存款大幅上涨的态势，不少网民朋友在思索一个问题：今年居民储蓄存款是否仍如2022年持续保持“一飞冲天”之势？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看，今年居民储蓄存款是否还会大幅增长，具体要看三个方面的情况：首先，经济复苏状况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心理预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去年底中央政府出台房地产救市政策以及去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3年狠抓经济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要求，加上疫情管控全面放开，相信中国经济复苏一定会有好起色，但经济复苏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估计今年上半年复苏的成效难以显现，上半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的态势仍将持续。

其次，疫情管控全面放开之后，要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程度，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自国务院宣布疫情管控全面放开之后，目前全国疫情处于大流行大爆发时期，应该说疫情第一波传染高峰已然来临，各大中小城市可能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平均在百分之六、七十左右，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危重症病人，也有不少人死亡。

按照专家们的预测，到今年五、六月份进入第二波高峰，但事实上第二波高峰有可能提前到来，之后被感染的人数就会进入一个下降区间，疫情的严重程度将有所降低。但这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比如对外全面放开，可能有其他新冠毒株进入中国，产生新的变异毒株，如果这些变异毒株导致全国疫情进入十分严峻的状态，比如出现大面积感染人员死亡，引发社会恐慌，社会经济会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则防控措施又有可能转向，民众更有可能将消费的“口袋”捂得更紧，储蓄存款还有可能保持去年的态势。

再次，企业开工复产以及社会就业恢复程度，这直接关系到全社会收入增长，是一个十分直接的因素。如果疫情管控放开之后，中央政府房地产救市政策能够见效，加上中央经济会议确定复苏经济工作政策能落地生效，则我国实体企业就能进入全面复苏状态，这样有可能让民间资本看到投资的新希望，投资热情和动能有可能被释放出来，不仅会带动社会投资增长，更会使广大实体企业焕发生机活力，这样也会直接推动社会就业率快速上涨和民众收入的增加，加上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和社会保障能力的不断提高，最后可以让民众进入能消费、敢消费社会状态，这样明年下半年之后居民就敢于购房、购车以及其他高档耐用消费品，大量居民储蓄存款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居民储蓄存款有可能下降。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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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超额存款”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人民银行近日披露的1月份金融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6.87万亿元，同比多增3.05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多增7900亿元。

这样的趋势在去年就出现了。2022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增速显著高于往年水平。

人均存款不足9万元

那么，怎么看待居民存款大幅增加这个现象？

首先来简单看看数字本身。

如果看人均值，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根据央行公布的1月金融数据，国内住户存款余额为126.2万亿元，若按照最新人口数据，国民人均存款约8.94万元。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算，每户也就是30万不到，而根据疫情前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数据来看，美国家庭（每户平均也是三人左右）的平均存款在疫情前为17.5万美元左右，算下来中国家庭仅有其四分之一，考虑到美元和人民币实际购买力，那么这个差距会缩小一半，也就是中国家庭的户均存款，是美国家庭的一半左右。

还要看到，存款还存在地区不平等，人均住户存款北京、上海、浙江、江苏位列前四，分别为26.78万元、21.15万元、12.58万元、10.72万元（注：以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除以各地常住人口计算得出，有一定偏差）。而其他省份都低于人均10万元，还有少数省份低于5万元。

值得关注的资产配置逻辑变化

存款快速增长引发了一些担忧，比如有人担忧老百姓不花钱也不投资了。但也有专家指出，存款是一个货币现象，不能简单对应到经济现象本身，抽象看存款数值的变化没有意义，而更应该细究背后资产配置的逻辑。

从数据上来看，有几个数据值得重视。

一是定期存款占比不断攀升，2022年10月达到69.2%，为近年来新高。这说明预防性存款增多，或与居民短期消费需求下降有关，同时也可能意味着疫情期间低收入人群收入的下降，因为通常定期存款更多是由高收入人群贡献的。

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增多的同时，贷款却在收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22年居民存款增长规模远超贷款，两者增速呈现剪刀差的态势，贷款增加份额仅占存款的21%左右。并且，存贷款差额也创新高。相比于2019年，2022年存贷差提高了49.05%，投资风险偏好呈现保守趋势。

除了居民外，作为市场另一重要主体，非金融企业部门也呈现相似的逻辑改变，表现为投资意愿有所下降。

2022年全年利率维持下行趋势，企业部门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更是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即便如此，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有5.1%，低于疫情前的增长水平。其中，房地产投资增幅下降最为严重，从4月起持续负增长，全年增速为-10%；而经济支柱之一的制造业投资也增长乏力，同比增幅有所下降。

“资产负债表衰退”压力

为什么居民、企业在消费和投资行为上的结构性改变，更值得注意呢？

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过“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概念，指企业和家庭部门的一种持续性的去杠杆行为，通过减少消费、投资来减少债务、增加储蓄，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这会导致信贷循环陷入停滞，从而引起经济衰退。

日本曾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现象，无论政府采取多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GDP中私人消费的增长力明显放缓，投资增速也大幅下降。

在杠杆率上，则表现为居民部门杠杆率长期“躺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收缩。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冻结在68%左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更是不断下降，从峰值143%（1993年9月）降至21世纪初的99%左右。

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政府的杠杆率增幅十分明显，政府杠杆率从1990年的47.4%上升至2000年的99.1%，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疫情后国内相关数据也出现了类似苗头。

疫情前，我国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年年涨，十年间共增长106.33%。但自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率便不再增加。并且，若扣除个人经营性贷款（包括个体商户贷款和企业股东以个人名义为企业筹集的经营性贷款，实际上应属于企业贷款性质），居民杠杆率已连续下降8个季度。

具体而言，除去个人经营性贷款，房贷与消费性贷款增速都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分别为1.8%、2.8%。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近期虽有回升，但也无显著增长。2022年杠杆率仅上升6.8个百分点，并且从2022年各季度来看，增幅不断下降，四季度增幅为-0.1%。

而在政府部门杠杆率上，这几年则出现了增加的迹象。政府部门杠杆率，即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从2021年末的46.8%攀升至2022年的50.4%。其中，地方政府杠杆率上升2.5%，中央政府杠杆率上升1.1%。

不过，尽管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提高杠杆率的行为后续带来了风险，但是需要注意到，当时日本政府杠杆率在国际上已处于极高的水平，而目前中国政府杠杆率远低于日本政府当年的数值。

我国宏观杠杆率仍有上升空间

那么，是不是能推断出，中国可能有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呢？

目前来看，这个判断为期过早。

首先，虽然在2022年后受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杠杆率提高，以及GDP增速放缓的原因，我国宏观杠杆率（2022年6月）相比2021年年底提高了9.1%。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并不算高。

并且，由于我国国民储蓄率较高，各部门在债务增加的同时也累积了较高质量与数量的资产，安全性更高，金融周期的上行空间更大。

分部门看，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为61.9%，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略高于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更显著低于日本、美国在危机时期的峰值。

由于中国居民杠杆率还统计了类似于企业债务的具有自偿性的经营性债务，拉高了居民杠杆率。剔除了这部分债务后的居民杠杆率进一步降低。

我国政府杠杆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也处于偏低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1日，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105.6%，欧元区为94.3%，而我国仅为50.4%，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相比之下，处于较高水平的是我国的企业杠杆率。一方面，国有企业前几年的负债率下降趋势有所减缓，2022年1-12月，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4%，同比增加0.4%。另一方面，因为疫情，民营企业的负债率有所上升，尤其在地产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现金流风险值得关注。